就投资而言，我们依赖的仍然是政府投资，政府对“铁公基”的投资、对国企的投资仍然是主力。在任何一个社会，投资迟早会受到制约，何况是政府的投资。以低成本出口和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就引起收入差距拉大、人民的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并不同步、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等早已引起广泛注意的问题。传统的“中国模式”的增长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靠增加投入的耗能式增长，缺乏持续性是必然的。

其实，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意识到这些问题，但为什么“知易而行难”呢？

这就在于第一次改革的不彻底性。我们的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其核心是市场经济，但更要强调社会主义的公正和平等。然而要一下子实现这种市场经济不可能。因此，第一次改革是以增量式的渐进改革为特点。这种改革保证了在社会稳定情况下的经济进步，但由于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不彻底，留下了许多隐患。应该说，在改革的第一阶段，这种对旧体制的容忍有利于社会稳定。

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应的，对旧体制的容忍最终会阻止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旧体制的“留毒”会在改革不断扩大中扩散，最终使要实现的市场经济成为一种两种体制不和谐存在的“怪胎”。现在这些旧体制的“留毒”使中国经济面临深层危机。

第二次转型就是要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转型。这次转型的核心是确立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产权、自由与企业家精神。这就是《报告》中所说的加强民营经济，开放市场，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

阻碍这次转型的仍然在于政府管得太多，市场经济不是由市场主导，而是政府主导。所以，这次转型的关键仍然是政府转变职能这一个老话题。

为什么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不能由言变为行呢？这就在于第一次转型是经济形势恶化逼出来的，阻力并不大。但在第一次转型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从这种不彻底的转型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不愿再前进一步了。第二次转型比第一次转型不知困难多少倍。

《2030年的中国报告》所指出的警示不仅是世行的看法，也是我们自己的看法，这给了我们一个信号：无论有多难，我们一定要把这种转型进行下去。如果我们希望2030年时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繁荣、幸福的国家，那么，今天就无论有什么阻力，也要走出第二次转型的第一步。

来源：广州日报  编辑：心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