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实现与美元脱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重点是建设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爬行盯住制度，调低篮子中美元与欧元的权重，增加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大国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权重。在人民币对美元做出有利于减缓贸易摩擦和促进资本输出的较大幅度升值调整后，政府宜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合理区间作为基本政策。

当前全球外汇市场年交易额已高达800万亿~1000万亿美元，其中出于投机目的的交易接近97%。为了避免投机资本推动升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政府应避免激进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把握人民币定价的主导权。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1976年的牙买加会议承认了浮动汇率的合法性，但此后的双边汇率波动幅度高达50%~100%，远远超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上下1%和凯恩斯设计的国际清算联盟中规定的上下5%的适度波动幅度，国际浮动汇率制度早已失去了事实上的合法性。国际社会需要探讨并将国际浮动汇率管理问题提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而不是压制部分国家实施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现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中，并无条款规定会员国有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义务。在国际汇率大幅波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投机盛行的国际背景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投机资本单边汇率预期的自我实现，而外汇管制在投机资本的冲击下通常是不堪一击的。相比较，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爬行盯住制度可以凭借大国意志引导国际资本的市场预期，它与外汇行政管制以及短期资本交易税等经济杠杆一起，将可应对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给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更多的是中间道路，而自由浮动与硬盯住的端点论也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放弃。

第五，重新审视资本账户开放的项目和次序，清理利用外资政策，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和战略产业外商投资的管理。即使在完全放开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场合仍可自主或与亚洲国家联合引入短期资本交易税政策。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编辑：心晴